上海安洵信息疑似被内部人员故意泄露信息。
上周泄露在GitHub上的数据包括：员工对公司的抱怨、财务问题、产品质量、对海外政府部门的渗透以及员工的信息等。许多文件是该公司的营销材料，里面列出了该公司之前所从事的黑客工作。文件还向潜在买家展示了定制的黑客设备。
这些文件介绍了8年来获取的至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包括印度移民数据、韩国电信运营商的通话记录数据、台湾道路测绘数据等。目标还包括：香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蒙古、尼泊尔和台湾的电信公司；泰国外交部、情报机构和参议院；英国内政部、外交部和财政部；北约相关的未指明数据。
该公司声称可以获取目标邮箱内容；获取Twitter注册手机号和邮箱，实时监控所发推文以及代表用户发布推文；远程控制Windows和Mac电脑；在无需越狱的情况下获取iOS的硬件信息、联系人等数据；转存Android上QQ、微信、Telegram以及陌陌的消息。该公司还正在竞标新疆的合同。
两名安洵员工称，安洵和中国警方正在调查此次泄露事件。安洵21日曾召开会议，称此次泄露不会对业务造成太大影响，并将继续正常工作。
（华盛顿邮报，美联社，法新社，Malwarebytes，SentinelOne）

媒体“公关化”：经营困境下十年转型，政府成最大买单者

新闻业好像崩塌了。长达30余年的良好行业发展态势已告终结，而且立即进入加速衰退期，逼近生死关头。

如果说报业坍塌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共识，那《南方周末》又是如何起死回生的？ 答案并不显而易见，但已然发生——放下所有的底线。

2018年开始，报社经营将精力放在创办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中，以整个报社的品牌为企业冠名，包揽从专题采访到论坛颁奖全流程，同时深度参与政府宣传部门的活动，以新闻的名义刊发宣传稿，从中获益。

这也不是《南方周末》一家媒体的孤例，而是所有市场化媒体转型的必由之路，他们在新媒体改革上耗尽心血，却最终发现，政府才是传统媒体转型的最大买单者。 在宣传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双向压迫下，新闻的新主流消逝，宣传的旧主流回归。南周的底线从“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不说假话”妥协成“如果一定要说假话，绝不创造性说假话”。

是“双微”（微信和微博）的出现拯救了南周。微信是最适合后门户时代的媒介形式，它和网页、APP不同，不需要大量吸引眼球的内容，哪怕平时发“垃圾”，也可以依靠一篇高质量的稿子“出圈”；微博则弥补了南周以周发行的时效缺陷。

不过在当时，改革本身并不能扭转报社的处境。身处衰退行业的报纸，要面对的是终局博弈。转型的最终目的是要退出传统报纸，进入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媒体行业。显然，南周没有这个基因。

F说，包括他自己在内，每一个到2016年还没走的记者都不愿意看这个世界，不愿意接受互联网（已经成主流）的现实，“能接受的早就走了”。有次内部讨论，还有同事激愤地认为“以后报纸不要上网了”。

内部常常认为，《南方周末》是一份没有总编辑的报纸——总编是南日或宣传部派来的审查员，作为政治安全防火墙的政工干部对南周文化没有认同。

2016年7月，段功伟从南日时政部调任南方周末总编辑。“噩梦般的人生开启了”，一位接受采访的人士形容。大环境的逼仄不必言说，段功伟在任的两年，过于谨小慎微，只能在划定的池子里扑腾。

从机制上而言，中宣部和广东省宣对南方报系有审读机制，但对下属子报（如《南方周末》）的日常化审读则由南方报业自己完成。按照规定，例行发报前，需要把报纸传到审读组。据S观察，新的审读员有很多应届毕业生，他们对社会的认知停留在想象，眼里容不得任何社会的阴暗面，比集团的老审读员还保守。

取得上述成果，除了榜单等产品外，软文，一种伪装成新闻的付费广告“功不可没”。 很难说软文这样畸形的盈利模式是在哪个确切的时间点产生。但可以确定，风潮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而涌现的——他们更青睐于将广告包装成新闻。

成为惯例则是在微信公众号时期。经历广告、推广、AD等表述后，软文变成了更模糊的“专题”。在其他媒体中，软文也被冠以“特刊”“专版”“地方观察”“焦点”“行业观察”等名字。它们与新闻有相同的格式和编辑风格，也会署上编辑和记者的名字。

S离职后，经营部门拿走了公众号等产品，对软文大幅放量。营收的具体数字可以和同类型媒体作对比：2018年，《南风窗》微信公众号营收仅30多万元，杂志广告从2000多万断崖式下降到500万。第二年，《南风窗》将杂志的内容生产能力导向新媒体，到2022年，公众号创收飙升至近4000万。

到现在，软文在年轻记者中已经没有更多讨论。他们将其视为常态，因为这是保证媒体生存的唯一举措。对年轻记者来说，写软文也能获得几倍于新闻稿的收入。几年前，一家槟榔企业在南周的公众号投了一条公益广告，一位绿版的记者明确在群里表示抗议，认为他们写了这么多科普槟榔的稿件，就是为了让大家不要吃。但对报社而言，百万级别的投放并不容易拒绝。

软文的泛滥还意味着编营分离的原则被彻底打破，新闻和广告不仅不再区分，而且广告开始以新闻的形式产出，由此而来的是无法再进行媒体监督，“因为监督的对象都是你的客户”。这个程度而言，软文更像预支的保护费，让负面的新闻敲诈合法化。从负面新闻敲诈到正面软文横行，盈利模式从报社主导变成企业主导，权力的上下级交换了位置。

我还想起王海燕写到的一件有些黑色幽默的事：一位受访者说，为了不迷惑领导，他们的报纸对“软文”的放置位置做了规定：不在前三页，也不与新闻放在同一页上。“如果领导把这篇文章圈起来，或者对它作出指示，怎么办？......你可以欺骗读者，但你不能欺骗领导。”

还有比企业主导的软文和媒体公关化更糟糕的吗？ 有，政府“订单”。 不知不觉间，市场化媒体对政府的依赖已经难以想象，也越来越希望接到政府的广告，因为“企业的钱不稳定，而政府的钱稳定”。

作为自救的一部分，市场化媒体开始自觉向党媒靠拢。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宣传，更新颖的形式是以“智库”为首的研究中心。比如南周CSR企业社会研究中心，走公益公共的形象；科创类研究中心以科创主题出报告，做商业合作；城市研究中心则是做城市形象传播，拿政府预算。用更直接的话总结，就是先给政府示好，政府也能借此弥补宣传网络中没有市场化媒体的缺憾。

“传统媒体的转型，已经被证明所谓走市场就是走政府，政府是传统媒体转型的最大买单者——买媒体貌似客观、公正的报道背书，附带部分影响力。”Can说。

换句话来说，这相当于媒体用特许经营的牌照，去做地方政府的生意。之前不赚这个钱，是因为政府是主要监督对象。Can另外观察到，很多党媒在给政府写软文时，签的合同是协助政府做调查研究，“以调查研究之名，帮政府写软文。”

更大范围内，媒体正在从被维稳的对象，变成帮助维稳的推手。到2017年，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型报业集团都推出舆情项目。以南方日报为例，成立了“舆情专报”“舆情案例库”“舆情健康度报告”“舆情排行榜”“突发事件应对建议”等。

这类项目的开花结果，是媒体对政府要求进一步服从的回应。对市场化媒体而言，拿钱意味着成为国家治理分支的一部分。比如，在新疆棉事件中，政府就提前放料给南周，要求其帮忙打赢中国舆论战。

当市场红利消失殆尽，也许南周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到老路上，试着重新成为宣传工具。弘毅去外地交流时，一位媒体负责人带着自嘲说，“今天跟大家好好交流一下，我们是怎么从一家著名的、以调查报道闻名的都市报，到现在成为一家依靠党的媒体。”

对南周而言，创报之初，编辑部希望用出色的报道赢得市场。监督的力量既来自所属集团组织内构筑的保护屏障、编辑部的民主氛围，更来自发行量带来的市场影响力。 彼时，权力对媒体与市场结盟的态度还是暧昧的。他们需要媒体听话，但也需要媒体挣钱。南周创始主编左方曾说，“相视一笑，擦身而过，彼此知道是干什么，各退一步”是南周试图达到的状态。

但随着铁拳的攥紧，市场也恐惧权力，并最终成了政治压迫的帮凶。 我后来问一位对此有过深入研究的新闻学教授，“是因为市场可以从中获益，所以与政治合谋是它更好的选择？”“不是更好的选择，是唯一的选择。” 鸡蛋终归是鸡蛋，碰不了石头。

党允许记者进行有限度的监督，但它可以随时收回；记者则利用对政策的重新解读，绕开某些限制，创造监督的空间。

新年献辞事件的爆发摧毁了一切，不是让之前的努力彻底归零，而是到零度以下。“你永远不可能是自己人，而且永远打入最底层 ”弘毅说。一把火烧光了三十年的信任，从此被视为巨大威胁。 更广泛的环境中，温和派的声音在2015年彻底幻灭，紧接着是2016年的“党媒姓党”。许多报纸开始重新调整版面，以更好地服务政治宣传的需要。

其中被认为是报纸“脸面”的头版是改革的重中之重，为了不“犯政治错误”，不少报社制定了严格的规则让编辑们遵守，比如习近平必须在头版，与他有关的新闻必须放在第一页。

一家北京报纸曾经想要停报，但北京市委宣传部没有允许，原因是领导要看报纸，不能所有报纸都和人民日报一样，得有差异。因为怕批评，报纸里选择刊登的报道都“比较正能量”。不过负责人坦言，即使不是上报纸的，“现在也没有到发出来能犯错误的，稿子都审了多少遍了已经。”

“年少的时候谁不愿意轰轰烈烈去死，但你死了之后，有时候连说的机会都消失了。我们要今天过完瘾，明天就关门吗？”一位记者说。

过去十年间，监督报道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道路”，从监督官员的腐败，走向监督环保，再到医疗反腐——监督报道永远配合中央，做符合国家治理政策的监督。允许报道的事件，来来回回被反复提及。

Can说，当前整体的颓势已经不可避免，但局部的折腾，比如红星、极目、九派的零敲碎打，类似于90年代异地监督的重启。只是比起之前的实地调查，现在的监督停留在表面，大部分通过网络爆料、电话核实，低成本做负面。

而即使这类表面监督，也几乎是在地方宣传部默许的情况下进行的，背后的潜台词是：适当搞搞别的地方，他们的宣传部就会过来跟我打招呼，提高我的存在感。在复杂权力体系里一种互为对等的博弈中，公众享受到了真相的供给。

社会对记者的不理解在不断加剧。L忙碌在不断重复建立信任的过程中，花大量精力和采访对象解释新闻对社会的价值、解释职业的性质，有时甚至需要通过不太符合新闻伦理的方式隐瞒诉求。

南方系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切实担负起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让党的主张成为时代最强音。”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40220-mainland-southern-weekly-business

中国逮捕一千多名抗议大坝项目的藏人

via RFA

观察者网和环球网炒作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宣布成立政党”一事纯属杜撰。

首先事件中的政党并不是新闻报道的“美国革命共产党”，而是Revolutionary Communists of America，翻译为“美国革命共产主义者”。该组织是托派国际IMT（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的美国支部，原名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近期才改为现名，官网是：https://socialistrevolution.org/ IMT也在Telegram上活动：https://www.tg-me.com/imt1917zh 至于美国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则是美国最大的毛派组织，当然规模依然很小，在美国国内以对其领导人鲍勃·阿瓦基安（Bob Avakian）无以复加的个人崇拜而闻名。该党与中国有关的一件轶闻是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试图刺杀邓小平，阿瓦基安因此被捕，后被驱逐出境，此后一直在法国领导美革共活动。一些资料误将此事扣在了美国共产党头上。其次，无论是美国革命共产党，还是美国革命共产主义者，都不是新成立的，前者成立于1968年，后者成立于1998年。最后，新闻报道中的这次游行示威，发生在当地时间2月25日，而非新闻所说的当地时间2月26日。

这则新闻最早其实是谣棍今日俄罗斯（RT）报道，然后因为中国媒体一向以俄媒拉的屎为食，添油加醋翻译过来就成了这样。

2018年，两位美国科学家对朱令铊中毒前后的头发进行检测后在《国际法医学》期刊发表了论文。这篇论文引起了多方截然相反的解读。

今天，柴静访谈朱令头发检测者贺敏博士，请她来回答：“朱令的头发在说什么？”

全国人大发言人宣布，今后几年“总理记者会”停办。
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3月4日上午开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指定娄勤俭为发言人。发言人宣布，本届人大将举行外交、经济、民生三场部长级记者会，但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
发言人解释：李强总理在去年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已见过记者，明确了任期工作思路；社会对政府工作的主要关切，在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预算报告中都有具体回应；因此本届人大（2023–2027）如无特殊情况，都不再举办总理记者会。
国务院总理在两会后招待中外记者的制度自1993年起固定实施，三十年来涌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温家宝，2012）“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李克强，2020）等著名对答。
（中国网）

据本频道通讯员初步了解，该夏令营组织立场保皇，有部分体制内老左的支持，在一些高校发展了学生组织，从而引起了部分校方乃至中特当局的“注意”。
由于这一组织较为封闭且拒绝与反建制力量发生联系，因此外界很难了解到与这一组织有关的很多具体详情。但从梁燕并非该组织的骨干成员却受到中特当局如此高强度的施压来看，中特当局对这一组织的影响力显然相当忌惮。

https://twitter.com/whyyoutouzhele/status/1764267321223225620

#左圈通讯 #校园通讯 #学生维权

总理记者会的前生今世 全国人大发言人周一表示，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不会再于人大闭幕后会见传媒代表。维持了30年的总理“两会”记者会传统在此告一段落。

注：本文已经被删除

#404文档 #历史 #网易新闻 #两会

中国被指透过寄宿学校制度压缩藏语教育

via www.bbc.com

为什么一夜之间铺天盖地都是黑农夫山泉的？

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对大多数人来说，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之中；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漂浮的社会权力。

只有非常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

via www.zhihu.com

白领面试互助、曝光避雷公司表格整理
至少自3月12日，从上海和北京开始，大量广告从业者使用腾讯表格曝光所在公司的恶劣行径，包括强迫加班、性骚扰、管理混乱、工资低等劳动问题。3月13日晚间，广告业劳动者的做法启发了更多其它行业的工作者，目前曝光内容已经涉及金融、传媒、互联网、景观建筑等领域，并引起广州、深圳、浙江、青岛、南京等地的白领劳动者自发组建表格参与。
工劳快讯整理了其中一部分表格及链接，详情点此

红色夏令营被控反党 参与者全家失联
一个有众多党政军前高层背书的神秘夏令营被控“反党”，有参与者被当局约谈后试图自尽，并同其母亲、男友和舅舅自2月下旬集体失联至今。
自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梁燕舅舅的网民2月25日发文，指控北京市教工委非法审讯。文中称，北京教工委指控梁燕参加的“走正道行远路夏令营”涉嫌反党，在1月24日单独审讯梁燕，并以胁迫方式要求她提供其他参加夏令营的人员信息。梁燕于2月5日在宿舍自残及服药，被送院抢救，校方却称梁燕是学业压力大，拒绝其母探视和送饭。
梁燕母亲于2月21日在律师陪同下前往派出所报案，却神秘失踪，警方向律师称其已自行离开。梁燕的男友因梁母失踪前往派出所报案，随后也失踪。梁燕舅舅闻讯从吉林赶往北京，借住在梁燕同学家中，2月27日被一群自称是警察的人破门而入强行带走，同样失踪至今。
跟据公开资料，“走正道行远路夏令营”有众多前党政军高层参与和背书，嘉宾包括解放军原总参政治部副主任、国务院前副总理、中共中央组织部前部长等。据了解，夏令营的实际经营者为丁小平，其开办各类红色夏令营已有多年。
在过往的公开报道中，涉事夏令营的活动包括听取革命先烈事迹、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等。但从去年年底，就有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学生质疑夏令营涉及敛财和传销类活动，并向校方举报该夏令营是“邪教”。《寒冬》则援引知情者的话报道，国安部门在学生举报前就已将夏令营视为有邪教嫌疑的组织进行长期秘密监视，2018年佳士工人运动后当局对高校毛派社团的清洗也曾致使该夏令营中的部分组织被取缔。

消息来源: 乙烷日报

小编注：此为目前就已知信息梳理得最完整且精要的时间线，且与此前本频道通讯员了解的情况相符，特此转载

#左圈通讯 #校园通讯 #学生维权

此为《寒冬》报道原文的翻译稿，供各位读者参考。

#嘉文

据VOA查核，自焚声援巴勒斯坦的布什内尔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无政府主义者，美国革命共产党也不是在他去世后一天成立的。
奉劝部分自诩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网左tankie：
“事实已经足够有力，不要用谎言来打击你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