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warded from 心灵魔法站
Media is too big
VIEW IN TELEGRAM
“因言获罪”，一定要追究构陷者的罪责！
『 “因言获罪”是非民主社会例如“十年动乱”中最明显的特征之一。人们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认为是影射、借喻、讽刺当权者；人们的每一篇文章都可能被视作煽动和挑衅，而遭到莫名其妙的迫害。有的人因为在私密的日记中记载了一点自己的思想，而获祸罹难。言论成为那个年代最敏感的节点。说假话，说空话，说大话，逐步成为人们的习惯，话语体系走进了一条令人生厌的死胡同。这种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清除。
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特别是近年来国家民主、法制和人权事业的进步，让我们认识到，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社会里，人们的言论是自由的，批评是自由的，思想是自由的。诬陷罪、诽谤罪只针对个人而言，政府没有权利通过公安抓捕那些仅仅是用语言评论政府的所作所为，或者用某些不太中听的话批评政府官员的公民，哪怕这些评论和批评不太准确。法院也应该严格遵守宪法的规定，不当权力的帮凶，不去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否则，我们的社会何来公平正义，何来和谐稳定、文明进步？』
via news.cctv.com
『 “因言获罪”是非民主社会例如“十年动乱”中最明显的特征之一。人们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认为是影射、借喻、讽刺当权者；人们的每一篇文章都可能被视作煽动和挑衅，而遭到莫名其妙的迫害。有的人因为在私密的日记中记载了一点自己的思想，而获祸罹难。言论成为那个年代最敏感的节点。说假话，说空话，说大话，逐步成为人们的习惯，话语体系走进了一条令人生厌的死胡同。这种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清除。
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特别是近年来国家民主、法制和人权事业的进步，让我们认识到，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社会里，人们的言论是自由的，批评是自由的，思想是自由的。诬陷罪、诽谤罪只针对个人而言，政府没有权利通过公安抓捕那些仅仅是用语言评论政府的所作所为，或者用某些不太中听的话批评政府官员的公民，哪怕这些评论和批评不太准确。法院也应该严格遵守宪法的规定，不当权力的帮凶，不去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否则，我们的社会何来公平正义，何来和谐稳定、文明进步？』
via news.cctv.com
Telegraph
“因言获罪”，一定要追究构陷者的罪责！
河南的王帅、内蒙古的吴保全因言获罪，经过新兴媒体的披露和公众的理性参与，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由此产生如何杜绝公民“因言获罪”现象的讨论。王帅事件已经有了初步结果，河南省副省长兼省公安厅厅长表明了态度，并且开始追究构陷者的责任。内蒙古的吴保全案还没有圆满结果，那位“因言获罪”的年轻人还在牢里，这算不算是当地法制的耻辱呢？ 中国建设和完善民主法制走过了漫长的路程。党和国家提出依法治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时代和社会的进步。经历过没有法制，没有民主，没有人权的人们，绝对不会同意类似“十年动乱”那样的年…
Forwarded from Iyouport
关于国泰的故事，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角度来讲述。但最应强调的是，这件事的操纵性非常明显。
语种特权是真实且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语言正义运动”是历史最悠久的反抗行动之一（可以在这里看到一点介绍 ）。但是，语种特权绝对没有在航空公司的服务中体现出来，也不可能如此，那会伤害盈利。加入这场舆论冲突的绝大多数人甚至不了解语言正义运动的存在，以及它意味着什么。
一段没有上下文的录音无法说明任何事。但录音的产生倒是很符合统治者主张告密操纵群众互斗的战略。在 去全球化 的割据状态下，国际角度的身份政治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次级帝国来说很重要（巧合的是，俄罗斯在本月也爆发了两场规模宏大的身份政治舆论冲突，与中国的故事相隔仅几天）。
挑·起·冲·突，是包括偷录告密在内的所有这些行为的主要目的。于是，对于旁观者来说不论在哪个角度上加入冲突，不论站在哪一方立场上，都会让冲突的制造者获益。职业媒体在此起到了不好的作用，他们的所谓“新闻价值”标准让他们不得不每一次都帮忙放大这些冲突。而只有统治者才能从人民的冲突中获益。
我们在2019年的 年终对话 中就总结过这一获胜密码：人民的团结。看到香港反抗者迅速更新他们的战略非常鼓舞人心，下一步必需的就是大陆反抗者对分化操纵的警觉和拒绝，随时。
上图为《反抗香港和中国政治压迫的声明》的一部分，是这场战斗的要点，我们曾经强调过，见：《新自由主义的香港向世界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要尝试一种没有霸权的生活"：对香港行动者的访谈》
呼吁中国反抗者分享这篇声明。
#HongKong #China #Resistance
语种特权是真实且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语言正义运动”是历史最悠久的反抗行动之一（可以在这里看到一点介绍 ）。但是，语种特权绝对没有在航空公司的服务中体现出来，也不可能如此，那会伤害盈利。加入这场舆论冲突的绝大多数人甚至不了解语言正义运动的存在，以及它意味着什么。
一段没有上下文的录音无法说明任何事。但录音的产生倒是很符合统治者主张告密操纵群众互斗的战略。在 去全球化 的割据状态下，国际角度的身份政治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次级帝国来说很重要（巧合的是，俄罗斯在本月也爆发了两场规模宏大的身份政治舆论冲突，与中国的故事相隔仅几天）。
挑·起·冲·突，是包括偷录告密在内的所有这些行为的主要目的。于是，对于旁观者来说不论在哪个角度上加入冲突，不论站在哪一方立场上，都会让冲突的制造者获益。职业媒体在此起到了不好的作用，他们的所谓“新闻价值”标准让他们不得不每一次都帮忙放大这些冲突。而只有统治者才能从人民的冲突中获益。
我们在2019年的 年终对话 中就总结过这一获胜密码：人民的团结。看到香港反抗者迅速更新他们的战略非常鼓舞人心，下一步必需的就是大陆反抗者对分化操纵的警觉和拒绝，随时。
上图为《反抗香港和中国政治压迫的声明》的一部分，是这场战斗的要点，我们曾经强调过，见：《新自由主义的香港向世界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要尝试一种没有霸权的生活"：对香港行动者的访谈》
呼吁中国反抗者分享这篇声明。
#HongKong #China #Resistance
Forwarded from 新·世界观察日志 (NPGamma)
批评的限度就是民主的尺度 —— 《批评官员的尺度》译者序
对言论进行适当限制，当然大有必要，但是，从操作角度看，依法禁止某种言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禁止者不给出明确的认定标准，想查禁什么言论，就随意给某种言论贴上禁止“标签”。因此，大法官们的努力，更多集中在列明标准方面，使人们对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以及相关结果，有一个理性、明确的预期。
与此同时，对言论自由的研究也进入繁荣期，各类学说层出不穷，进而影响到法官裁判。霍姆斯大法官关于“真理只有在思想市场中，才能得到最好的检验”的说法，布兰代斯大法官关于“靠更多言论矫正异议，而非强制他人噤声沉默”的名言，皆源自英国哲人约翰·弥尔顿、约翰·密尔的理论。弥尔顿认为，世上本无绝对真理，只有让不同意见争执冲突，彼此互补，部分真理才有发展为完全真理的可能。密尔提出，一种言论如果有害，就需要更多的言论来校正、稀释、中和，而非厉行禁止，令万马齐喑。
认真对照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我们会发现，这些争议和问题，仍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比如，近年频繁发生的“诽谤”官员案件中，许多地方官员面对媒体或网络上的负面言论，表现出的常常是反戈一击的迅猛，跨省追捕的“豪情”，而非理性宽容与沉稳回应，甚至令“跨省”二字，都成为官员打压网络舆论的代名词。以至于公安部不得不在 2009 年 4 月下发通知，强调侮辱、诽谤案件一般属于自诉案件，应当由公民个人自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只有在侮辱、诽谤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时，公安机关才能按照公诉程序立案侦查。诽谤公诉屡禁不止，民事侵权诉讼亦屡见不鲜。这其中，既有官员的个人起诉，也有国家机构的单位行为。比如，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就曾因《民主与法制》杂志的一则报道，以侵犯法院名誉权为由，起诉了这家杂志社，并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胜诉。根据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对 210 起媒体侵犯名誉权判例的统计，在这类案件中，如果原告是政府官员，媒体败诉率高达 71.39%，远远高于原告是普通民众的案件。
也许有人要说，中国是中国，美国是美国，“沙利文案”的裁判依据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相关规则对中国没有意义。但是，这些人可能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同样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第四十一条进一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年更是多次强调：“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一个社会对批评之声有多大的容忍限度，往往标志着这个社会有多高的民主程度。对人民如此，对新闻界亦然。一个成熟的民主政府，就得像默里·格法因法官在“五角大楼文件案”判决书中说得那样，容忍“一个不断找茬的新闻界，一个顽固倔强的新闻界，一个无所不在的新闻界”。
译本书期间，我曾看过一则关于“广州华侨房屋开发公司诉《中国改革》杂志社案”的新闻报道。在这起案件中，广州市天河区法院驳回了原告的侵权诉讼请求，主审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衡量新闻机构的评论是否公正，应当从其评论的对象是否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关、评论依据的事实是否真实存在、评论是否出于诚意来考量。”记者问这位名叫巫国平的法官，为什么在涉及社会公益问题上，法院会更倾向于保护媒体的权利？巫法官回答；“这个社会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这个社会的进步就有多大。一个文明、民主、进步的社会，都应当充分发挥传媒的监督作用。”从这些朴素的话语里，我仿佛又听到霍姆斯、布兰代斯、汉德等伟大法官的声音，也感受到一位中国法官的智慧和勇气。
对言论进行适当限制，当然大有必要，但是，从操作角度看，依法禁止某种言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禁止者不给出明确的认定标准，想查禁什么言论，就随意给某种言论贴上禁止“标签”。因此，大法官们的努力，更多集中在列明标准方面，使人们对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以及相关结果，有一个理性、明确的预期。
与此同时，对言论自由的研究也进入繁荣期，各类学说层出不穷，进而影响到法官裁判。霍姆斯大法官关于“真理只有在思想市场中，才能得到最好的检验”的说法，布兰代斯大法官关于“靠更多言论矫正异议，而非强制他人噤声沉默”的名言，皆源自英国哲人约翰·弥尔顿、约翰·密尔的理论。弥尔顿认为，世上本无绝对真理，只有让不同意见争执冲突，彼此互补，部分真理才有发展为完全真理的可能。密尔提出，一种言论如果有害，就需要更多的言论来校正、稀释、中和，而非厉行禁止，令万马齐喑。
认真对照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我们会发现，这些争议和问题，仍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比如，近年频繁发生的“诽谤”官员案件中，许多地方官员面对媒体或网络上的负面言论，表现出的常常是反戈一击的迅猛，跨省追捕的“豪情”，而非理性宽容与沉稳回应，甚至令“跨省”二字，都成为官员打压网络舆论的代名词。以至于公安部不得不在 2009 年 4 月下发通知，强调侮辱、诽谤案件一般属于自诉案件，应当由公民个人自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只有在侮辱、诽谤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时，公安机关才能按照公诉程序立案侦查。诽谤公诉屡禁不止，民事侵权诉讼亦屡见不鲜。这其中，既有官员的个人起诉，也有国家机构的单位行为。比如，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就曾因《民主与法制》杂志的一则报道，以侵犯法院名誉权为由，起诉了这家杂志社，并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胜诉。根据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对 210 起媒体侵犯名誉权判例的统计，在这类案件中，如果原告是政府官员，媒体败诉率高达 71.39%，远远高于原告是普通民众的案件。
也许有人要说，中国是中国，美国是美国，“沙利文案”的裁判依据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相关规则对中国没有意义。但是，这些人可能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同样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第四十一条进一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年更是多次强调：“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一个社会对批评之声有多大的容忍限度，往往标志着这个社会有多高的民主程度。对人民如此，对新闻界亦然。一个成熟的民主政府，就得像默里·格法因法官在“五角大楼文件案”判决书中说得那样，容忍“一个不断找茬的新闻界，一个顽固倔强的新闻界，一个无所不在的新闻界”。
译本书期间，我曾看过一则关于“广州华侨房屋开发公司诉《中国改革》杂志社案”的新闻报道。在这起案件中，广州市天河区法院驳回了原告的侵权诉讼请求，主审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衡量新闻机构的评论是否公正，应当从其评论的对象是否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关、评论依据的事实是否真实存在、评论是否出于诚意来考量。”记者问这位名叫巫国平的法官，为什么在涉及社会公益问题上，法院会更倾向于保护媒体的权利？巫法官回答；“这个社会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这个社会的进步就有多大。一个文明、民主、进步的社会，都应当充分发挥传媒的监督作用。”从这些朴素的话语里，我仿佛又听到霍姆斯、布兰代斯、汉德等伟大法官的声音，也感受到一位中国法官的智慧和勇气。
Forwarded from 飛蛾書庫
Telegraph
“献花阴谋论”背后是什么心态？
uq“我最好的朋友全走了。” 齐齐哈尔市第三十四中体育馆屋顶坍塌事件后，幸存下来的一位女生伤心欲绝。她的11位朝夕相处的队员和教练，以及他们长久以来的排球梦想，都在那轰隆一声巨响中被埋葬了。 人心都是肉长的，换作是谁遇到这样的事，都会受不了。对遇难者的亲友、乃至对这座城市里的所有人来说，这都是终生难愈的创伤记忆。这两天，在事发地的校门口，堆满了鲜花，人们以此为死难者送上最后一程。 然而，在微博上也有人怀疑，这一献花行为本身隐藏着阴谋： 这种无凭无据的揣测让许多人为之震惊：“这是得多恶毒才能说出这样的话？…